【类型】期刊
【题名】遐观楼讲解词
【作者】 佚名
【摘要】 遐观楼讲解词【序厅】 欢迎参观浙大西迁泰和陈列馆，这里是序厅。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全国各高校迢迢千里从华北、华东迁往内地，重建并振兴教学、研究的秩序。1937年9月，战事迫近杭州，为延续文脉，为国育才，国立浙江大学亦决定举校迁徙、异地办学。历尽艰辛，总行程2600余公里，足迹涉及浙、闽、赣、湘、桂、粤、黔七省。浙大西迁路线恰好和当年中央红军西征的行军路线相近，因此，1986年1月28日，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彭真同志视察浙江大学，在听取了有关浙大西迁历史的介绍后，称赞其为“一支文军的长征”。浙大于1938年2月迁至泰和，是年9月再度辗转，虽只有短短八个月时间，却与泰和结下不解情缘。泰和为浙大提供了一方安定祥和的办学之地，使浙大师生得以“安心读书”；浙大给泰和散播了科学知识和求是精神，对泰和教育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浙大为泰和办了数件实事、好事，在当地传为佳话，永远铭记在泰和人民的心中。我们看到这面墙上：1938年即浙大在泰和的年份，背面是竺可桢校长
【正文】
遐观楼讲解词
【序厅】
欢迎参观浙大西迁泰和陈列馆，这里是序厅。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全国各高校迢迢千里从华北、华东迁往内地，重建并振兴教学、研究的秩序。1937年9月，战事迫近杭州，为延续文脉，为国育才，国立浙江大学亦决定举校迁徙、异地办学。历尽艰辛，总行程2600余公里，足迹涉及浙、闽、赣、湘、桂、粤、黔七省。浙大西迁路线恰好和当年中央红军西征的行军路线相近，因此，1986年1月28日，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彭真同志视察浙江大学，在听取了有关浙大西迁历史的介绍后，称赞其为“一支文军的长征”。
浙大于1938年2月迁至泰和，是年9月再度辗转，虽只有短短八个月时间，却与泰和结下不解情缘。泰和为浙大提供了一方安定祥和的办学之地，使浙大师生得以“安心读书”；浙大给泰和散播了科学知识和求是精神，对泰和教育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浙大为泰和办了数件实事、好事，在当地传为佳话，永远铭记在泰和人民的心中。
我们看到这面墙上：1938年即浙大在泰和的年份，背面是竺可桢校长在西迁第一届毕业典礼上的讲话节选。“不求地位之高，不谋报酬之厚，不惮地方的遥远和困苦，凡是吾人份内所应该做的事就得去做。”是竺校长对毕业生的期许。
【文军长征】
战火蔓延，杭州危在旦夕，大学校园亦不再安宁。1937年11月11日，浙大师生员工及部分家属共千余人在竺可桢校长的带领下，携带大量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踏上了漫漫西迁之路，战事一再变化，浙大也不得不随之不断寻觅容身之所，十年之中历经四次大的搬迁：一迁浙江於潜、建德；二迁江西吉安、泰和；三迁广西宜山；四迁贵州遵义、湄潭，最终于1946年9月全体复员回杭。
避难建德
1937年9月，浙江大学决定将1937级新生迁入相对偏僻的浙江省於潜县西天目山禅源寺（现属浙江省临安市）办学。两个月后，在频繁的敌机侵袭和警报声中苦苦坚持的浙大不得不做出全校搬迁的持重之举。杭州本部与天目山处师生先后迁抵建德。
建德是一个从没拥有过大学的地方，然而在1937年的三十九天时间里，建德小城拥有过一所大学，就是全国四大名校之一的浙江大学。
建德位于杭州西南，两地相距仅120余公里，浙大迁建德不久，考虑到建德距杭州“一苇可航，亦且公路坦荡”，实非安全之地，竺可桢将目光投向江西。这是当时浙大与教育部就西迁地问题的来往公文。
1937年12月24日，即杭州沦陷之日，浙大开始撤离建德。为了节省经费，竺可桢决定大部分师生从兰溪步行至金华，再搭难民车南行。
辗转玉山
玉山本是一个中转站，却因诸多意外因素致使浙大师生滞留于此，饱受磨难。
1937年12月26日，浙江金华遭到日寇三架重型轰炸机的狂炸，城内创痕满目，浙大的大批师生身经其险但幸未遭害。竺校长于次日到达金华，也遭遇日机的轰炸，幸未受伤。这时浙赣铁路因军运关系，客货车都已停开，浙大部分教职员和学生，只得集结在金华的几个临时处所。
柴米难得，许多人空腹多时，时值寒冬，冻坐终夜。但浙大师生没有消沉，反而坚定决心。有的沿铁路“安步当车”有的交涉兵车、煤车、敞篷车、难民车西行，冒受风雨，尝尽饥寒，几经周折，分批抵达玉山。
暂驻吉安
1938年1月20日，国立浙江大学师生经过了一个月的长途跋涉，最终抵达江西吉安。这次迁校的目的地本是泰和，但由于战局发展迅速，浙大提前迁离建德，泰和校舍来不及准备就绪，而吉安却有两所学校正放寒假，房舍空着，便借来作为浙大临时落脚之地。
吉安位于江西中部，河水在此汇入赣江，城内赣江的堤岸长7.5公里，有一座浮桥与江中的白鹭洲相连。白鹭洲是一个长约2.5公里的江中小岛，自古闻名的白鹭洲书院就建在岛上，浙大的学生们暂居住在岛上的吉安中学，教职工住在乡村师范，眷属租用当地民房，竺可桢校长住在与白鹭洲仅一水之隔的木匠街。
白鹭洲环境优美，景色怡人，学生们在这里暂时安顿下来，先后在白鹭洲书院、净居寺、阳明书院临时办学。
全体师生抵达吉安两天后，国立浙江大学在吉安中学复课，学校暂不放寒假，并决定在一周后举行期末考试。
1938年2月中旬，吉安中学与乡村师范的寒假结束，泰和方面的房舍也已准备就绪。在吉安过完旧历新年的国立浙江大学师生开始收拾行李，准备南行40公里，深入泰和乡间。
投赴泰和
校长认为浙江大学的搬迁绝对不能选择诸如武汉、长沙、重庆那样的大城市，一来内迁学校和政府各类机关都选择大城市而导致物价上涨，对于经费短缺的学校以及学生来说，压力极大。二来大城市已经成为日军轰炸的目标，虽暂时安全，但空袭警报不断，不利于学生安心读书。三来远离大都市而选择在青山绿水间的泰和，除了泰和历史文化悠久，自古以来办学圣地之外，还可以实现他的使大学教育更加贴近中国的现实，促进这些地方的开发，实为社会、为民众服务的抱负。
泰和，应是顺祥泰和足以安身立命的一方厚土，因为浙江大学的到来，战乱期间的泰和，仍然是文风鼎盛，书声琅琅。
泰和，又名白下，古称西昌，是一个有1800多年建县史的文化名县。春秋战国时期先属吴后属越，复并于楚，秦汉属庐陵县，东汉末，庐陵升为郡，置西昌县，为庐陵郡治，现尚有保有完好的白口城遗址，是庐陵文化的发祥地之一。隋开皇十一年（591），因为“地产嘉禾，和气所生”而更名“泰和县”。
庐陵文化，庐陵文化，是吉安人创造出来的区域性文化，亦是赣文化的重要支柱。突出表现为赣派建筑、名人、科举、书院、青铜、陶瓷、禅宗、江右心学、江右商帮、移民迁徙、红色文化，饮食及民俗文化等方面。
竺可桢先生首次来泰和，就被这里的建筑群落深深吸引，留下“屋之结构甚佳，高敞，而梁柱门窗均有精细之雕刻，惟楼板及窗均毁”的记述。此处历来文风鼎盛，人杰地灵，英才辈出。农学巨匠曾安止、辛派词人刘过、抗元英雄刘士昭、江西诗派刘崧、明代重臣杨士奇、明朝大儒罗钦顺、心学大师欧阳德均出自泰和。
吉安停留两个月后，泰和校舍终于建成。两地仅距40公里，与吉安相比，泰和是完完全全的乡村，千里赣江自南向北穿越其中，物产丰富，交通便利，安定僻远，物价低廉。
泰和是中国泰和乌鸡的发源地。此外盛产花生、红瓜子、百合、竹篙薯、车前子等经济作物，境内已发现钨、石灰石、瓷土、型砂和石膏等20余种矿种。
浙大泰和之迁颇为地方所重视，上至官员下至百姓纷纷出其所有，为浙大师生提供各种资源：校舍、宗祠、藏书楼、民宅和食物等。江西省政府委员萧纯锦、熊式辉，泰和县县长鲁绳月均为浙大迁入泰和抱有极大热情并提供帮助，在提供校舍方面尤以上田萧家贡献最大。
在泰和期间，浙大学生、教职员工及家属达千余人，其中前期教职员工约240余人，学生约470余人，主要分布在以下区域：
1、大原书院（离城最近约五里）——校总部和一年级学生主要上课食宿的地方；
2、老村（大原书院西北里许）——教职员眷属主要住处、储藏室和实验室；
3、新村（老村西北里许）——图书馆、礼堂、教职员宿舍和二三四年级学生受课及食宿地方；
4、华阳书院（老村西二里许）——农业院实验室和农场所在地；
由于人员众多，附近的冻头、周家、排田等村，也租用了民宅供师生居住。
浙大西迁泰和，虽然只有8个月的时间，但它所传播的现代文明和科学精神影响了泰和人；在泰和办学，对泰和教育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为泰和所办的那些实事、好事，永远铭记在泰和人民的心中。
转徙宜山
1938年7月末，日军占领九江，浙大在泰和已无法上课。竺可桢校长经实地勘察，决定迁往广西宜山。1938年9月，浙大再度西迁，经过40多天艰难跋涉，于1938年10月底到达广西宜山。尽管浙江大学在宜山只有十分短暂的一年零四个月的日子，却让古城宜山为之一振，耳目一新。
广西宜山县是广西庆远地区九县之一，1938年的人口约三十万，人口和赋税均占庆远地区的三分之一。刚刚来到宜山的浙大师生对这座小城的第一印象是：市面并不繁荣，但物价稳定，环境幽静。浙大以原工读学校为总办公室，以文庙、湖广会馆为礼堂、教室，在郊区搭建茅屋为学生宿舍。
浙大师生到达宜山之后，生活极为艰苦，尤其是由于当地气候、环境的影响，师生受尽疟疾的威胁，相继患病者多达二百余人。
1939年2月5日，日军18架飞机猛烈轰炸标营浙大校舍，学校损失惨重，所幸全校人员无一遇难。校务会议决定拨款救济，并征得教师同意后以教职员月薪十分之一作为捐助，分配给受灾同学。
日军轰炸过后此间环境已不安定，1940年1月9日，浙大第四次打起行装迁往贵州。
浙大迁桂、黔后，浙江省的高中毕业生和福建、安徽、江西以及离沪的青年学生，由于交通或经济原因，不能去内地升学者越来越多。浙大于1939年1月提请在浙东设先修班。同年4月，教育部电复，准浙大在浙赣闽之间设立分校。
1939年7月，浙江大学在浙江龙泉成立分校，不断选派优秀教师和员工。培养了大量优秀学生，谷超豪、朱兆祥、何志均等学术名家都曾于此求学。
落户遵义
1939年2月，竺可桢校长与当时的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商议，准备把浙大迁到云南的建水或贵州的安顺，在商议过程中，恰遇湄潭在贵阳做事的陈世贤、宋麟生，力劝竺校长迁往湄潭。时任湄潭县县长的严溥泉亲自召集各界人士对竺校长的到来表示隆重欢迎，并将最好的房舍供浙大师生选用，竺校长在日记中写道：湄潭风景优美，民风淳朴，物美价廉。决定将浙大迁到湄潭。
1939年11月25日，广西南宁陷落，在宜山的浙大已不安全，1940年1月9日，浙大动身迁往贵州。
迁遵义并非原定计划，因至湄潭的公路还有部分路面和桥梁未竣工，只好临时安排房舍复课，6月10日正式开学上课。9月22日，竺校长偕胡刚复、费巩教授至湄潭，决定将滞留在贵阳青岩的一年级迁到永兴。至此，浙江大学结束了两年多颠沛流离的西迁之路，在贵州黔北找到了一方适于教学科研的净土，并在这里扎根成长、开花、结果。
湄潭为遵义浙大的分部，文学院、工学院、师范学院文科在遵义，理学院、农学院、师范学院理科在湄潭，一年级分校在湄潭永兴场。
此时浙大爱国力量蓬勃发展，积极开展各种抗日活动，先后成立黑白文艺社，拓荒社、塔外画社、铁犁剧团、湄江吟社等团体。同时，体育操练亦生生不息，各处空地都已成为运动场。浙大附中与湄潭中学合并，当地学风产生重要影响，读书风气日浓。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取得了彻底胜利。由于在杭校舍经历战乱破坏，满目疮痍，需要一段时间重建校园，因此浙大遵义总校迟至1946年5月才开始分批返杭。浙大龙泉分校则于1945年先期复员回杭。至1946年9月，原分散在贵州遵义、湄潭、永兴及浙江龙泉等地的浙江大学师生全部抵达杭州，重新成为整体。
在西迁办学过程中，浙江大学规模不断扩大。1938年，成立师范学院；1939年，文理学院一分为二，分别成立文学院和理学院，同时成立浙东分校(龙泉分校) ；1945年，成立法学院； 1946年，又成立了医学院。截至1946年初，浙江大学已经发展成为一所拥有文、理、工、农、医、法、师范共7个学院26个学系，具有较高声誉的综合性大学。
【浙大在泰和】
逆境办学
纵观浙大漫漫十年西迁之路，泰和一处在时间线上仅占很小一部分，但却有着无以替代沉重的份量。正是在泰和，西迁第一届毕业生学有所成走向社会，贫困学子借助工读制度与贷金制度得以继续求学，本科生导师制度得以全面施行，学校的组织架构在逆境中依然艰难发展壮大；浙大在此亦有“泰和三举”，着手创办澄江学校、修筑浙大码头和浙大堤、开垦沙村垦殖场，为泰和人民所铭记，竺校长本人更是在此处受痛失贤妻爱子，天人永隔。
尽管经历千难万险，可浙大人“求是”精神的种子依然在这里孕育，形成。
1938年6月26日，浙大举行十一届毕业典礼，此次毕业生是西迁路上的首届毕业生。
这是现存的唯一一份1938年竺可桢签署的国立浙江大学毕业文凭。墙上所投影的便是西迁首批毕业生名单。本届毕业共七十人，女生十四人，占五分之一，此外尚有手续不完备及借卖他校者若干。
竺校长在当天举行的毕业典礼上，发表了《大学毕业生应有的认识与努力》的富有哲理、充满激情的讲话。他勉励学生要日日新，又日新，以天下为己任，使中华民族成为不可灭亡的民族。他希望同学们“不求地位之高，不谋报酬之厚，不惮地方的遥远和困苦，凡是吾人份内所应该做的事就得去做”。竺校长在结束讲话时说:“现在救国的责任，已在诸君身上，希望大家能担当起来。”欢送了毕业生，浙大又准备招收新生——包括那些在战争后方迫切希望求学的流亡学生。
浙大的学生，大都来自浙江和江苏，他们的故乡，已被敌人所侵占，他们的家人，虽有逃亡在外的，亦无力维持。对经济来源断绝的学生，学校则以工读为原则，提供勤工俭学项目予以救助。
西迁途中印发的《浙大日报》，部分工作由学生担任，依据售卖数量给予学生一定比例的分成；浙大堤坝修建过程中的技术工作，在土木学系教授的领导之下，由土木学系的工读学生完成；此外还有校内师生自愿集资建立的合作经营组织泰和千秋乡消费公用合作社，吸收穷困学生进行生活救济。
除工读外还开展贷金制度，其中规定专科以上学生家在战区，费用来源断绝，经确切的证明必须接受救济的人，可以向所在学校申请贷金。贷金分全额、半额两种，全额每月8-10元，半额每月4-5元。办法还规定，学生毕业后，必须在三年内以其收入归还贷金。
抗战胜利后，贷金制取消，改为奖学金制。报考大学时可以提出申请，且入学考试成绩位须位列前40%以内者，得以录取为奖学金生。
浙江大学几经搬迁，每到一处，便立即上课，尽可能减少流亡迁徙对正常教学的影响。即使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学校也非常重视学生的体育教育。竺可桢抓体育锻炼，为师生造游泳池，要求同学们每日从事半小时或一小时的爬山、游泳等室外运动。
1936年5月18日，竺可桢作新校长宣誓后认为，教师下课后与学生就再没有关系，也不和学生见面，这种只注重知识传授不重视人格熏陶的“教”而不“训”的教育制度，应该尽快改变。
导师制的最大特点在于，导师不仅要指导学生的专业，还要指导他们的人生。早在14世纪也就是元明之际，牛津大学就实行了导师制。1937年秋天，在杭州禅源寺，浙大迈出了中国本科导师制的第一步。迁泰和后，进一步完善这一制度，即在开展好两周一次师生聚会活动的基础上，强调教师的责任心和主动性，加强教师与学生之间经常性的沟通。
泰和时期导师制的成功，并在接下来西迁各地得以贯彻，是浙大能在西迁路上得以不断发展壮大的制度保障。导师制之下的浙大，师生亲密融洽，竺可桢更被誉为“浙大保姆”，深受学生爱戴。
浙大在泰和办学之后，于1938年8月设立师范学院，1939年8月分文理学院。逆境中依然发展壮大。
这几幅创作画分别讲述了浙大与泰和之间发生的几件有趣的故事。分别是：
竺校长亲植柏树
竺校长事无巨细、亲力亲为。为美化学校环境，1938年时竺校长还在图书馆门口种下几棵常青柏，至今，常青柏亭亭如盖，苍翠挺拔。
澄江佳话
浙大乍抵泰和，急需房舍开展教学。当地富绅萧百万的子弟萧庆云博士协调族人义借祠堂给浙大做校舍，竺校长设宴答谢，请校花老学长姚慧英作陪，萧庆云公子届时才从美国学成返国不久，任省公路局长。人才一表，竺宴遂后成了红线，牵起了萧公子和校花的姻缘，郎才女貌有情终成眷属。
“捕蝇人”
原沪江大学学生盛祖嘉在浙大借读。一直对遗传学颇感兴趣的盛祖嘉，仰慕谈家桢先生的学识和人品，遂在生物系谈先生门下研究遗传学。
在泰和时，谈家桢带领盛祖嘉一起从事一个关于“果蝇基因定位”的课题。必须要有一定数量的果蝇用于研究，一般是在培养室繁殖饲养这种昆虫，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能自己动手到野外去捕捉，后精心喂养，随时用于实验观察和研究。
在课余，清晨、傍晚，在上田村的田塍上，在赣江边的堤岸上，在树林中，在菜地旁，人们随处可以看见谈家桢先生带着盛祖嘉跑来跑去，追捕那些飞来飞去的小虫子。泰和乡间，生物系学生采集实验用昆虫的场景，成为上田村的一道风景。
老乡救人
周志强的父亲周茂清，1934入学浙大数学系，1937年西迁前已大四，新婚燕尔，决定携妻随校西迁继续完成学业。
到达泰和后，周茂清办理了复学手续，成了带眷学生。和夫人自行租住民房，自己起炊。乡村池塘常设有伸入池中心深水区数米长的木跳板，板一头搁在水池水岸边，深水侧订入木椿，支承跳板，以便用水者可以用到离岸稍远的水域的较清洁的水。一天木椿松动，已有身孕的周夫人来此洗涮未察觉，忽然跳板倾覆，跌入水中，倾刻落到沒顶水深处，危难之际有位老表（老乡）路过，见状抄起池边长竹杆，奋力把她拉上了岸。
文人抗战
西迁途中，同学们依然保持着高涨的抗日救国热情。竺可桢对此大加赞赏，以战国时代赵氏孤儿的故事教导同学：当今临敌之际，年轻人有两种途径可以报国，一是赴前线杀敌，此举需要勇气和胆量，如程婴所为；一是在校刻苦学习，以后从事建设工作，此举需要毅力与恒心，如公孙杵臼所为。竺校长的讲演，对学生们是鼓励和鞭策。
大学新生入学均需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钱基博随校迁至江西泰和，为唤醒国民意识，激励抗战救国，与浙大同仁创办了《国命旬刊》，并亲自撰写《发刊辞》，宣传抗战的思想。
浙大西迁所经建德、泰和等地均无报刊，消息闭塞。为改变这种状况，浙大组织了情报委员会，从建德起出版《浙大日报》，内容除国内外新闻外，酌登校闻、论著、通讯。
浙大支持校学生会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演出了《芦沟桥》、《汉奸的末路》、《中华民族子孙》等话剧，十几里外的村民都赶来观看；浙大学生还到泰和、吉安乃至赣州宣传演出，募集救护伤兵的捐款。
1937年12月，在中共浙江党组织的领导下，广大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学生，组织和参加战时青年服务队等抗日群众团体，团结广大爱国人士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浙江的抗日救亡运动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新气象。浙大14位同学参加抗日宣传队。
当时有20名学生自发组织了步行团，以鲁迅的名著《吶喊》命名。竺校长对此表示支持，并赠送了地图和指南针。步行团于1938年9月19日出发，沿途访问各县商会、采访收集各地民风、习俗、登台演出宣传抗日。学生们翻山越岭，风餐露宿，步行千里，历时40余日到达广西宜山，对赣西北、湘西、桂北的民俗和人民的疾苦有了深切的体验
此外浙大师生捐钱捐物、深入前线，慰劳抗日将士。
山河破碎，国仇家恨，学子们满腔热血一心报国，在浙大西迁途中，一些同学满怀悲愤投笔从戎。电机系刘奎斗和其他11位同学第一批入伍参加游击队。竺可桢长子竺津背着父母报考了中央军校，以第一名的成绩，收到了中央军官学校第十四届考生的录取通知书，考入陆军步兵学校，编入第四期。
服务社会
竺校长在泰和时，本着饮水思源，贯彻为当地服务的思想，建立澄江学校，与县长鲁绳月共同为当地人民筹谋建设浙大码头、浙大堤和垦殖场，此外还关注地方卫生工作。
西迁之时泰和的乡村小学在师资、设备、教材等等方面都十分落后，浙大一来为服务地二来教职员眷属随校内渡者很多，子女急需入学遂决定筹设学校，与县府及当地人士商妥，接办村中的保学，因为赣江在泰和境内又称澄江，就改称为澄江学校。
上田因地处赣江边一直水患不断。1937年因连降大雨，赣江河水暴涨，洪水从大原书院东面的缺口涌入，淹没农舍及大片农田，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浙大迁来后即对赣江防洪堤的修筑进行论证。土木系教授唐凤图经考察和初步测算后认为，须修筑一条防洪堤。
与地方协商后工程由地方出资出力，浙大负责全部技术工作。工程于1938年4月底动工。经300多名民工2个月的奋战，石狮梁家村至浙大码头段全长1.5公里的防洪堤至6月底顺利竣工。此堤初名“刚堤”，后当地群众感念浙大修筑此堤使上田一带免遭水灾改称“浙江大学堤”。
浙大校本部所在的大原书院靠近赣江。江边的麂山码头简陋且狭小，难以满足水运的需要。浙大迁来后，立即投入资金进行加固、加宽，使货船的停靠和货物的搬运更为便捷和安全。从那时起，当地群众便将麂山码头改称浙大码头。后因赣江洪水的反复冲刷，当年浙大修建的码头早已淹没江心，但当地群众一直将浙大码头这一名称延用于后来修建的上田码头。
此时华北侵华日军已将战场推进黄河边上，为阻止日军前进，蒋介石在6月9日下令炸开河南郑州东北花园口附近的黄河大堤，黄河决口造成大面积的黄泛区，迫使更多的苏浙皖百姓流离失所，江西来了很多的难民，缺乏生活来源和依靠。
1938年3月中旬，浙大组织调查组赴沙村进行农村调查时发现，杨村一带临珠林江平原有荒田约3000亩可开垦。当时国民政府对难民垦荒有每人160元的资助。浙大认为利用政府资助资金安置难民垦荒利国利民，而且是可行的。一来解决一部分难民的生计问题，二来也可以促进地方的农业发展。于是，在杨村创办沙村示范垦殖场一事经与江西省政府有关部门协商后便定了下来，合办垦殖场。浙大在泰和期间，竺可桢等浙大学人对泰和地方各项事业展开深入考察，考察的内容包括历史人文、教育科技等诸多方面。
竺校长对泰和县农村衰败、人丁锐减的情况也甚为关切，特地嘱托在垦殖场工作的两位毕业业生对吉安地区11个县区的部分乡村进行凋查，他们靠步行整整凋查了三个月，获得了当地农村的不少情况和资料。
1938年5月22日，国立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在泰和上田村举办儿童健康比赛，普及卫生知识，推动儿童健康教育。泰和医疗条件十分不理想，浙大师生舟车劳顿，又因天气炎热，战火相扰，频频生病而缺医少药，竺校长为此曾面见南昌卫生实验处处长方善夫，商议为上田村寻觅一乡村医生，费用由校方负责，医药则由实验处提供。
据《泰和县志》记载，县城居民用水主要为城内7口铁井（井圈用生铁铸成）和澄江河水，干旱季节水源枯竭，用水紧张。
浙大到泰和后每月用水费用预计180元，且夏日恐供水不足，竺校长在询问吉中校长等人关于打井事宜以后，于5月24日携妻前往新村观看打井，所开之井水极清澈。
孕育求是
“求是精神”是历代浙大人的精神灵魂和思想瑰宝。几经嬗变，恒久流传。爱国奉献、勤奋务实、追求真理是历代浙大人的“求是精神”的写照。竺校长的经历无一不体现着“求是”，从其日记中更能窥见求是精神的演变、升华。浙江大学的前身便是以“求是”二字命名的“求是书院”。但真正将其理解、内化并实践出来，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竺校长本人而言，从小时候教师讲述王阳明，到西迁时亲临感受阳明书院，从师生合力保护国家之瑰宝《四库全书》，再到马一浮讲六艺、后阅朱子《近思录》、《王阳明先生与大学生的典范》专题演讲，一步步深化理解，终以求是为校训，并请马一浮制校歌，这样的心路历程本身，正是探索、“求是”的过程。
我们看到展板下半部分是竺校长对于求是二字从初识到理解再到升华的过程，而上方均是从其在毕业典礼上的讲话稿中摘取出来关于求是的部分，上下刚好形成呼应。
1897年，竺可桢家里请来一位先生，叫章镜尘（景臣）。他是一个秀才，旧学渊博，关心国运，阅历较广，且家中藏书颇丰。
先生在点读经文、传授知识的同时，先后为竺可桢讲述历代明贤立身为学、恪守操行、报国为民的故事。竺可桢深受熏陶，十分敬佩宋代诗人陆游和明代学者王阳明等人的学识和思想。1937年12月12日，竺可桢在吉安考察曾参观阳明书院。1938年11月1日，竺校长在广西宜山的开学典礼上，作了《王阳明与大学生的典范》的演讲。在演讲中，他以王阳明的求是精神、遇险不畏精神和公忠报国精神，激励浙大师生在艰危中奋发进取。
“六艺论”是马一浮在1938年6月浙大迁至江西泰和时提出的，所讲的主要内容是“六艺论”和“义理名相”，讲稿后来辑为《泰和宜山会语》。马一浮以为一切学术皆统于六艺，而六艺之本在乎吾心自具之义理。“六艺”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即通常所说的“六经”
郭斌龢，语言文学家。1937-1946年，任国立浙江大学教授。他认为如今提倡科学，追求现代文明，首先要复兴中国文化，完成建国大业。而希腊文化可以补偏、救弊、增益。我国和平中正之国民性，重人伦近人情之传统文化，与希腊文化不甚相同。“希腊文化，尊重逻辑，服从理性，以增进知识，探求真理，为人类至高尚之活动，反足以药我国人思想笼统，认识模糊，急功近利，愚而自用诸病”。
1938年11月，在一次校务会议上，竺可桢正式提议将“求是”定为浙大校训，竺可桢校长在历次演讲中反复强调:“求是精神”就是一种“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的精神，必须有严格的科学态度，“一是不盲从，不附和，不计利害;二是不武断，不蛮横;三是专心一致，实是求是”;“求是精神首先是科学精神，但同时又是牺牲精神、奋斗精神、革命精神”。
几经周折最终安全运送四库全书的过程也是浙大人践行求是的体现。求是精神，是浙江大学的未来也是浙江大学学子的未来。
泪洒澄江
1938年6月，赣北危急，9月，浙大不得不继续踏上西迁之路，竺可桢夫人张侠魂女士与次子竺衡却不幸长眠于泰和，成为浙大西迁中最悲壮的一页！
张侠魂，名振亚，字侠魂，以字行，湖南湘乡人，出生望族，父张伯纯是前清举人，清光绪年间曾协助曾国荃督办两江学务，1905年12月26日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临时大总统府秘书。其母何懿生，通今博古，善诗词歌赋，有“海内女师”之称。张侠魂毕业于上海女校，文章书法都很有功底。
张侠魂出名极早，是为迄今被各媒体和史料公认的“中国女子飞行第一人”。1916年7月在北京探亲期间，侠魂随时任陆军次长的姐丈蒋作宾赴南苑机场观看航空演习时，为提倡“冒险精神”，坚请登机飞行。绕场三周，观者掌声雷动。后出现事故，侠魂因机坠而伤足。黎元洪总统曾因此颁以奖章，美国女飞行家斯特森访北京时曾约见合影。事迹见于当时报纸。
张侠魂与竺可桢的婚姻极富传奇色彩。1918年，其姐张默君（中国民主革命家，妇女运动先驱），自费前往美国留学，当选纽约中国留学生总会的主席后，开始为妹妹择婿，在波士顿城相中了年少美才、老成持重的研究生竺可桢，促成了这桩婚事。两人虽未见面而订婚、结婚，结果亦甚圆满。可谓万里姻缘一线牵，海内外多年传为美谈。
作为竺可桢的妻子，浙江学生的师母，张侠魂是称职的，她在浙大师生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对于浙大的学生，尤其是贫困的女学生，她都千方百计地想办法给予帮助。七七事变爆发一周年，江西小镇泰和，已经放暑假的浙大学生，在张侠魂的组织下，举行了纪念活动，她甚至把自己的结婚的唯一信物结婚戒指捐了出来，支援抗战。
1938年6月12日，武汉会战开始，24日，日寇进攻马当要塞，赣北告急，30日，竺可桢经南昌、赴长沙、武汉、桂林等地联恰浙大续迁相关事宜，就在竺可桢奔波之际，意外降临了。7月21日，竺可桢次子竺衡在泰和上田老村，不幸患口痢去世，25日，当竺可桢返回浙大，走到上田浙大堤时才得知这一噩耗，回到家中，患有痢疾的夫人张侠魂亦在病榻上已唏嘘不能言，谓：恐不能再相见！
1938年8月3日，张侠魂因多种并发病症去世。一月之间，竺可桢丧妻丧子，可谓人间惨剧，竺可桢一夜面容枯槁。
1938年8月3日，张侠魂与世长辞，魂断泰和。1939年2月，竺可桢将积蓄1000元作为基金，设立“侠魂女士奖学金”，奖励家境贫寒且学业成绩优秀的二、三、四年级女生。
在战乱频仍、民生凋蔽的岁月中，多少学子怀着科学救国的抱负投奔浙大而来，跟随学校流亡迁徙，他们与家人失去联系，学校就成了他们唯一的依靠。而竺校长像一棵大树庇佑着他们，护卫着这群未来中国的栋梁。
侠魂女士和竺衡魂安泰和，墓葬后经修缮。竺可桢一心为公，怀着悲痛的心情，办完丧事，又马上为迁校而奔波。
【莅泰群英】
浙大在泰和期间，师生及眷属共千余人，在教职员工中不乏知名学者，更有11位教授后来成为院士，在学生中，亦有7位成为院士。在硝烟战火中的浙大依然群英璀璨，他们用广博的学识勤恳的态度照亮学子的前路，也使泰和熠熠生辉。
【不忘斯土】
浙江大学简史
当前，浙江大学正在实施“两边两路、一个核心”的服务战略，。“两边”即开展与沿边资源大省、濒海经济强省的战略合作互动；“两路”即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串接联通浙大“西迁之路”各地合作；“一个核心”即全方位服务浙江经济社会发展。而扶持西迁办学地的经济发展是浙江大学社会服务工作的重中之重。新时代下重走西迁路，感悟求是情对于浙大与西迁办学地来说，均有重要意义。
自1897年浙江大学前身——求是书院的创立至今日，浙江大学已经走过122载春秋。作为一所图强变革而创立的新式高等学府，学校始终怀有振兴中华的梦想，秉承求是创新的优良传统，在抗战烽火中崛起，在国家建设中奉献，在并校融合中跨越，在争创一流中奋进。
感悟求是情
泰和在众多西迁办学地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对于西迁时期和如今的浙大师生来说，是一处不可磨灭的记忆点。“重走西迁路”成为浙大师生对泰和以及这段历史的一种致敬方式。
1985年，我国五倍子科学研究开创者之一，曾在西迁办学时期毕业后留校任教的浙大教授、昆虫学家唐觉再次回到贵州湄潭，在当地大力推广五倍子生产技术。
此后，重走西迁路的浙大师生络绎不绝。全国各地不少老浙大人，凡出差到西迁故地，都会设法重访学校旧址，或寻访踪迹、或调查访问、或投资兴业、或服务社会。
在学校的积极推动下，“重走西迁路”求是精神主题教育与实践，成为浙江大学主导性最强、体量化最大、参与面最广、影响力最深的校园文化活动。
三十年来，一批批校领导、学生志愿者、研究生、博士生会主席团成员、浙江大学研究生竺可桢奖学金获得者及校友们，自发或有组织地踏上“西迁路”，“西迁之路”成为浙大人的“精神之路”2009年，图板上分别是浙大校长杨卫祭扫张侠魂墓、2009年8月9日浙大校长杨卫考察浙大西迁泰和旧址、吴朝晖校长一行在浙大礼堂前合影、观看浙大旧址保护方案、参观上田浙大西迁泰和校史陈列馆及浙大学子参观西迁旧址、赴张侠魂墓地祭扫。
2005年，浙大设立了西迁办学历史陈列展，2005年以后，“重走西迁路”求是精神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稳定地与大学生社会实践、挂职锻炼和学校服务西部有机结合起来，渗透到了办学的方方面面。
2008年，浙大校史馆建成开馆；求是精神课题研究和新一轮校史编写工作也相继展开。从那以后，每年近万名新生一踏进求是园，都会参观校史展馆，通读校史读本，学唱校歌，以此加入到“重走”活动中。
从13年起，浙大每年都坚持把获得浙江大学竺可桢奖（浙大最高奖学金）研究生带到湄潭进行回访活动。迷你版西迁——浙大“毅行”活动也在同学们身边自发盛行开来。
校地合作现状
泰和是西迁途中很重要的一处办学地，泰和人民与浙大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校地合作尤为重要。一方面泰和与浙大情谊深厚，对浙大西迁相关调查研究给予高度支持与配合，另一方面浙大将加强深化与泰和之间的合作，不断优化社会服务，持续反哺泰和转型发展。
从2005年开始，泰和县博物馆着手调查浙江大学在泰和办学遗迹，共发现了14处，时存并经过确认的有9处，但一直没有找到张侠魂女士的墓地。在泰和县博物馆肖用桁馆长的不懈努力下，通过文献查阅与周边村民走访初步确认了张侠魂女士及其次子竺衡墓的方位，2008年3月21日，竺可桢之子竺安与女儿竺宁受邀抵达泰和参与考察确认。
浙大西迁泰和旧址是西迁办学地中保存相对完好的旧址。为了更好地保护利用遗存，铭记历史，2013年6月，泰和投入80万元对浙大西迁泰和旧址校长办公楼进行全面修缮，让校长办公楼重现当年原貌。此外泰和县还陆续启动对浙江大学大礼堂、澄江学校、澄江学校俱乐部等西迁办学旧址的修缮工作。 把上田村建设成为“求是文化精品，产城配套精致，产业发展精细”的城区西郊教育小镇。
浙大西迁旧址提升改造工程是泰和县委县政府为保护改造综合开发原浙大西迁旧址片区和村庄环境整治的重点工程，2016年11月，泰和县政府启动浙大西迁泰和旧址保护利用工程规划。2017年，该项目列入2018泰和县重点项目，总投资4170万元，规划面积64.36公顷。项目分为旧址的保护和利用、完善配套，建成教育小镇公共服务核心区以及完善文化创意产业，教育科研创新产业链。
浙大因感念泰和在西迁路上的慷慨帮助和付出，亦不断通过各种行动反哺泰和。1946年8月，浙大复员回杭后不久，为纪念西迁泰和办学，将第二教职宿舍区命名为泰和村（今刀茅巷泰和苑）。
2001年9月，浙大兴建紫金港校区，校区毗邻西门道路被命名为泰和路。2009年1月11日，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泰和县人民医院缔结为协作医院。向泰和县人民医院捐赠的“网络医疗服务平台”开通。至今已有数百名患者通过该平台享受了浙大一院先进的医疗技术。
螺溪中心小学每年寒暑假都会迎来一支来自浙江大学爱心社的支教队伍，至今已持续了13年，且每年爱心社都会开展“大手牵小手”募捐活动，对泰和地区的小朋友们进行结对帮扶，提供经济上以及学习上的帮助，十一年累计捐款数量到达25万以上，帮扶人数达到1600人次以上。
2015年10月7日，泰和县50多名民嘴在“民嘴讲堂”创始人、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邓复玲的带领下，冒着大雨登上了远赴浙江大学求学的大巴，开启了为期一周的求学路。2017年10月15日至21日，泰和县“县域经济与创新转型升级”培训班的74名学员赴浙江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进行培训，学习借鉴沿海发达地区在城市建设、区域经济发展的先进理念，全面促进泰和县域经济与创新转移升级。
2017年8月4日，浙江大学与泰和校地合作捐赠仪式暨座谈会在赣中吉安市泰和县召开。
浙江大学校长吴朝晖、吉安市市长王少玄、江西省教育厅副厅长杨慧文、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建红、江西浙江大学校友会会长王明善等在县接待中心举行了“2017年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西迁感恩基金泰和竺可桢奖学金发放仪式”、“乌鸡养殖照明取暖灯捐赠仪式”及“文史资料捐赠仪式”。
2017年5月21日，浙江大学隆重举行建校120周年纪念大会，大会特别设置感恩环节，学校向龙泉、泰和、宜州、遵义、湄潭等西迁办学地政府颁发鸣谢牌，以表达诚挚谢意。
未来浙大将与泰和进一步联动，在新时代下继承发扬西迁精神。2017年8月3日，浙江大学与江西省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决策咨询、教育文化、人才交流等方面深入合作，推动富裕美丽幸福江西建设，助力浙江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实现互利共赢。
根据协议，浙江大学将在重要政策制定、重点产业发展、重大项目建设等方面为江西省提供咨询、论证和评估；支持江西省有特色高水平大学和一流学科专业建设等。江西省将鼓励支持省内相关企业与浙江大学开展产学研合作，将重点合作项目优先纳入规划；支持省内企事业单位与浙江大学合作共建就业实习和创业实践基地；为浙江大学提供学生红色教育实践基地等。双方还将围绕江西省重点产业和领域，共建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进一步加大对浙大科技园（江西）的支持力度，积极搭建“互联网+”创新创业平台。
逝去的并不代表遗忘，远去的愈弥足珍贵。漫漫西迁路，拳拳求是情。让我们再次回眸历史，铭记历史，加深友谊，促进合作，展望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