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和
红色记忆
泰和是一片充满红色记忆的土地，有着深厚的革命历史和丰富的红色资源，曾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著名的原中央苏区县。在长达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泰和的革命先烈们革命理想高于天、革命信念坚如铁，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缔造社会主义新中国，谱写了一首首艰苦卓绝英勇无畏的泰和壮歌，镌刻出一部部可歌可泣、催人奋进的泰和篇章。
党史专题篇
抗战时期的遂万泰中心县委
红军主力北上以后，江西苏区陷入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全省党组织遭到了很大的破坏，许多共产党员被杀被关。但是，留在苏区的苏区中央分局仍然领导和坚持了游击战争。同时，也有不少同志在游击战争中被打散之后，用各种办法隐蔽起来，等待时机，准备继续斗争。在抗日战争的前夕，由于党中央的努力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逐步形成和建立，出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在这种新形势下，江西的党组织逐渐恢复和发展起来，并积极领导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遂万泰中心县委便是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建立起来的。
一、遂万泰中心县委的建立和演变过程
抗日战争前夕，不少原属中央苏区江西省、赣南省的干部，都先后来到遂 （川）万（安）泰（和）的边缘地区，因为这里国民党统治势力比较薄弱，另外人少地多，便于谋生和开展秘密活动。1936年底，罗孟文（原杨赣特委书记）由赣县东郊区委来到了泰和的桥头、马家洲一带，先后和刘启耀（曾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飞庭（原杨赣特委宣传部长）以及郑高岑（后叛变）、钟书绮、林少元（后叛变）等十几个干部会面。为了开展革命活动，罗孟文和刘启耀经过商议，1937 年1月初在泰和县马家洲下谭富村召集了原来在苏区比较主要的、有一定影响的干部开会，商议并决定成立临时江西省委，推选刘启耀为书记，罗盂文为组织部长，林少元为宣传部长，郑高岑为组织干事，刘飞庭为宣传千事，钟寿山、朱世轮为省委委员。临时省委讨论决定了当前的主要任务，即总结苏区失败教训，教育干部，联系从苏区散失的同志并设法找到党和红军游击队。这个临时省委是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未经党中央批准成立的。
几个月后，罗孟文接到杨尚奎（粤赣特委副书记）来信约派人联系。1937 年8月间，罗孟文、刘启耀、郑高岑及一通讯员等四人去大余池江，与杨尚奎以及项英、陈毅取得了联系，接上了党的关系，按粤赣特委指示，取消临时江西省委，改为遂万泰县委，刘启耀任书记、郑高岑任组织部长，林少元任宣传部长，罗孟文同志调赣县，后又调东南分局工作。县委的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党员，宣传抗日，发动群众支援前线，遂万泰县委此时属粵赣特委领导，1938 年1月成立东南分局后，遂万泰县委归东南分局领导，1938 年8月江西省委成立后归省委领导。
1937 年10月下旬，陈毅同志亲自领导在吉安市豆芽井设立了“新四军驻吉安通讯处”，郭猛任主任。在通讯处掩护下，秘密成立了吉安中心县委，郭猛任书记。年底，郭猛调新四军军部工作，中心县委书记由延安派来的石坚担任。1938年7月间，吉安的国民党反动派发现了通讯处里面有共产党的活动并要捕捉石坚。在这种情況下，当时迁驻在吉安市的省委指示石坚离开吉安市。由于沙村盐务税警队长谢治安（共产党员）的帮助，石坚及吉安中心县委搬迁到泰和县沙村圩的刘家祠堂。两个月后，留在吉安工作的中心县委组织部长李华楷和吉安县委书记刘启耀（1938年5月调去吉安县）因被敌人怀疑而遭逮捕，吉安中心县委从此无法开展工作。这样，省委在 1939 年1月决定取消吉安中心县委，将遂万泰县委改为遂万泰中心县委，任命罗孟文为中心县委书记，郑高岑为组织部长，林少元为宣传部长，兰宝林为民运部长，刘仁寿（刘烈人）为青年部长，机关设在泰和县马家洲老屋场村，后迁到万安县百加、韶口等地。中心县委的任务是：整顿、巩固党的组织，转变工作方法，改换斗争方式，加强党的秘密工作，并设法营救李华楷、刘启耀等被捕同志（在党的营救下，李、刘不久被保释出狱)。中心县委管辖吉安（包括吉安市)、泰和、遂川、万安、兴国等县，因为交通不便，加上环境恶劣，兴国县未直接联系上。
遂万泰中心县委、中共赣西南特委旧址
——马家洲老屋场
同年3月间，省委在南昌举行有各特委参加的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决议和布置工作，并決定成立赣西南、赣西北特委。一个月后，即5月30日，省委指示，撤销遂万泰中心县委，以原有的遂万泰中心县委为基础，联合赣南、赣西特委的一部分和南昌市委隐蔽在各机关团体撤退出来的党员，成立赣西南特委。至此，遂万泰中心县委完成了历史使命。
二、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情況
在成立临时江西省委时，遂万泰地区共有120多个党员，划为遂万泰区和遂泰区。1937 年8月，临时省委改为遂万泰县委后，县委着手重新审查党员并且恢复和建立党的基层组织，把原来遂万泰区和遂泰区划分为马市、沿江、韶口和窑头四个区委，同时，在当地发展了一些党员，在遂川县，曹云同志领导建立了一个新区委——良碧洲区委。1938年8月，罗孟文任书记时（指任遂万泰县委书记），接上级指示(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于 1938年3月底给省委、特委发出猛烈发展党员的指示信)，要大量发展党员，县委在1938年7、8、9三个月中建立了百加、沙村、泰和城区三个区委，恢复了 50 多个党员，到年底又建立了罗塘湾、万安城区、遂川工委、风边等区委，恢复发展党员有百名，遂万泰中心县委在 1939 年1月至6月中，总计发展了党员 250名左右，建立了万安县委，棉津、桥头、遂川城区、水南和于田区委。中心县委成立后，遂万泰三县均单独成立了县委。1938年11月，张美道同志被派往遂川县开辟新局面，第二年1月，刘烈人等同志去遂川，和张美道一起组织了 “遂川临时工作委员会”，2月间，遂川县委成立，书记是刘烈人，以后是龙良善 （张美道此时己调回浙江）。同年2月，泰和县也成立了县委，书记是刘启耀，泰和县委管辖永昌市、沙村、老营盘、缝岭、小龙等区委和云亭中心区委及由吉安市迁来沙村的盐务税警队，江苏难民垦殖团两个特别党支部。万安县委于 1939年5月成立，书记是郑高岑，不久，兰世雄接任。吉安县委是 1938 年 5月成立的，刘启耀任书记(后调泰和县委），肖恒太任组织部长，曹云任宣传部长(1939年9 月初，在遂川牺牲)。吉安县委是以从下而上的方式去建立党的组织的，首先恢复了儒林、金滩、水南、白沙、坪下等五个党支部，到1938 年5月以前的这几个月中，建立了永和（儒林）、金滩、水南、白沙、吉安城区、埠田等6个区委，恢复并新发展了175 名党员，其中除了白沙有个党支部是史更生（叛变）领导有18个党员外，还有157名党员交给吉安县委。在刘启耀被捕前，吉安县委又建立了陂头、水东、罗家等区委。从1938年5月至8月，恢复和发展党员计有250 多名。刘启耀被捕后，县委停止活动。到1939年1月才整理县委组织，省委决定肖恒太任县委书记，4月份肖在吉水被捕，李昭圣接任。吉安市委于 1939年上半年成立，相当于一个区委，受吉安县委领导。
由于基层党组织的迅速恢复和建立，因此党员人数有很大增加，遂万泰最盛时，党员有 1850人，这样，中心县委就有力量，领导革命群众以各种形式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给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固派以沉重的打击。
三、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斗争
抗战初期，许多共产党员利用国共合作抗日的新时机到国民党政府机关任职，或以某种公开的职业作掩护，组织并参加一些抗日的群众团体，如抗敌后援会、妇女指导处、剧团等。中心县委抓住了这一时期的政治特点，领导这些党员通过合法手段或以秘密方式，积极宣传人民抗日，反对国民党的妥协动摇和投降派的投降、卖国。
当时，在党员的积极活动下，广大群众“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支援抗战。如遂川县良碧洲区就有十几个游击队员上前线，抗日气氛热气腾腾，令人鼓舞；万安县的韶口党支部和泰和县的马市区六保党支部在抗战中能起到模范作用，主要是领导有力，党员带头，在各项工作中能取得群众的拥护。就整个遂万泰党的建设，抗日救亡宣传，发动群众支援前线等项工作来讲，在当时是江西省的进步县。
但是，南昌沦陷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迁来泰和县，加强了防共、反共的特委活动，遂万泰地区政治空气更加恐怖、 黑暗，中心县委及其领导下的人民群众也就面临着更加复杂、艰苦的斗争。这种斗争有秘密的，也有公开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在抗日宣传方面，利用了公开的、合法的形式，如写标语、画漫画、唱歌、演戏等等。沙村盐务税警队办了一个剧团，经常在沙村、小龙一带表演抗日节目，很受群众欢迎。江苏难民垦殖团的儿童歌咏队、宣传队在寺下、湾溪、灌溪、王山、灌塘一带开展了文艺宣传活动，他们利用沙村、灌溪当圩的机会，开大会并表演一些抗日救亡的文艺节目，群众深受教育，激奋不己。1939 年元旦，他们主动去上田山溪头慰劳刚从抗日前线开来的抗日部队，并参加军民联欢大会，表演的文艺节目，受到了该部队将士的热情赞扬。另外，在吉安开办了生活书店和大众文化服务社，推销进步书刊，唤醒人民群众起来抗日。张美道、刘烈人等去遂川县后，在街上也搞了一家小店出售一些进步书刊。这些活动打破了国民党统治下的沉闷空气，对宣传、鼓动群众奋起和坚持抗战起了积极的良好的作用。
党在公开广泛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的同时，还注重了秘密的地下斗争。许多共产党员受党的派遣，利用自己在国民党党部和政府机关任职的合法身份，在一些社会团体和城乡的群众中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发展和壮大了党的力量。如张美道、刘烈人等去遂川县工作，就是利用燕京大学教授宋晓村、雷洁琼的关系去的，遂川的县长是宋、雷的学生。张美道、刘烈人表面上是县政府的视察员，实际上是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发展党员和建立县委的秘密工作。以后，他们又把吉安转来遂川的一批青年安插到各区公所任视察员。这些青年到处视察，实际上发动群众，宣传抗日。还有王诚、周志芳等分别在“遂川工会”和“县妇女指导处” 任职，暗地里是做党的地下工作，他们组织生产，支援抗战，掩护革命同志，解决路过遂川同志的吃住问题，在革命节日来到之际，举行节日庆祝会，扩大抗日宣传。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订了反动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具体办法。由此，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气焰甚嚣尘上。在国统区建立特务网络，强化保甲组织，设立秘密监狱，大批囚禁、迫害甚至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在这股反共黑风中，国民党江西省政府更加紧了对省府所在地的泰和人民的血腥镇压和黑暗统治。如苑前乡伪联保主任罗日新经常派乡丁捕杀革命同志，先后被他杀死的共产党员和苏区老干部20 多人，被拷打勒索者不计其数。面对这种情况，中心县委要求各县党组织和革命群众清醒认识形势，严防反动派破坏，发动群众对反动派进行必要的斗争。苑前乡党支部按照县委的指示，根据群众的要求，在一个晚上，秘密组织了罗光华、罗绍绳等20 多个老革命干部和群众袭击伪联保办事处，逮捕了杀人不眨眼的罗日新，经过群众控诉与斗争，将他处死，伸张了正气，灭了反动派的淫威，广大群众个个称快。
四、意义和教训
遂万泰中心县委对遂万泰地区党的力量的发展和壮大，以及开展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发挥了积极作用。其意义是：第一，在江西党组织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破坏，所剩无几的情况下，留在苏区坚持革命的同志，经过了百折不挠的顽强斗争，能比较早地在遂万泰地区迅速恢复、发展了一批党员，相继重建、新建了一些党组织，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党组织的建立，党员的积极活动，这就加强壮大了这个地区党的力量，对推动这个地区的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有着领导和牵引作用，使这个地区的革命斗争能紧跟全国抗战的新形势。第二，遂万泰中心县委的建立，在思想上组织上为省委决定成立赣西南特委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为抗日战争输送了许多优秀的干部和战士。
诚然，在当时的历史和环境条件下，中心县委也难以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在险恶、复杂的环境下要严格、慎重发展党员并重视对党员干部的培训和对党员群众的教育，尤其是对党员干部的培训更为主要。遂万泰中心县委时期，虽然党员和党组织有大发展，但是，对党员和干部缺乏教育很少组织学习，“在遂万泰几年来只开过一次短期训练班（十天）共 19个人，党员的教育是谈不上的”。第二，这个时期正是国共实行合作抗日，在新的政治形势下，有不少党员对国民党的反共本质缺乏认识和警惕，认为国共合作了，可以公开暴露自己的身份，忽视了秘密斗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如山陂党支部有党员公开拿党的国共合作宣传材料和报纸等送当地保长，公开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结果给党的工作增加了许多困难；又如万安县韶口乡公所的文书是党员，他拿我们党的书报摆在乡公所的办公桌上，后被乡长、坏份子发觉了，立即向上报告，以后这个文书被开除了工作。1940年后党组织遭到大破坏，同这些问题的存在是有密切关系的，这是一个很深刻的教训。
来源：中共泰和县委党史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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