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和
红色记忆
泰和是一片充满红色记忆的土地，有着深厚的革命历史和丰富的红色资源，曾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著名的原中央苏区县。在长达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泰和的革命先烈们革命理想高于天、革命信念坚如铁，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缔造社会主义新中国，谱写了一首首艰苦卓绝英勇无畏的泰和壮歌，镌刻出一部部可歌可泣、催人奋进的泰和篇章。
党史专题篇
“三亲”人员对马家洲集中营的回忆（之一）
——马家洲集中营中共党组织的活动
国民党顽固派对抗日时期掀起的反共高潮，在新四军离开江西后，进行地更加猖狂，他们大肆破坏我党组织，逮捕革命志士，中统江西特种办事处在这股反共逆流中充当了急先锋。在江西各地逮捕了很多共产党员，有很多共产党员坚贞不屈，不管他们采取何种收买或严刑手段都未奏效，于是，特务头目庄尚之（又名庄祖芳）、张钧白起用叛徒施亚平（与化名为冯琦的一同叛变）兴办马家洲集中营，正名为江西省青年留训所。目的是把抓捕的共产党员和其他革命志士困死其内，消磨革命意志，用反革命的思想感化。
马家洲集中营是由施亚平等办的，他为所长，地址是在马家洲的松山村破祠堂。他利用这破祠堂进行扩建修整，从1940年开始修建，到廖承志同志关押进为止，便完成了集中营内的建筑。第一批革命同志被关进的时间是 1940年10 月，王重实同志就是第一批关进的知识分子党员。同时军统也在附近搞了个审讯处，名叫江西保安司令部第四科。这保四科在松山村前几里的村子，主要是打击有军籍的党员，它与马家洲集中营既互相配合，又互相争功，也就是他们二者的关系和矛盾。中统抓住军籍的，保四科会提出由他们办，这就要抢功；而保四科破坏的地下党组织，交由中统办。
被捕的同志在送进马家洲集中营前，在被捕时未叛变，有的还去中统特务训练班审讯。这训练班办在离泰和几里的上田官溪村。这里有各色刑具，从捆吊用的粗绳到夹手指的竹纤，从灌辣椒水的铜壶到烙皮肉的铁索，各色齐全，应有尽有。若在这儿受刑不屈服叛变的便不必送入集中营，但多数被捕的同志是直接送入集中营的。
我是 1941 年3月从泰和县牢押去了这个特务训练营，同时送来的还有从于都押来的丁迪、尹小清、李飞南，四人都受了刑。我是农工分子，特务又不全知道我的身份，只打了我几下，他们三人打得更重，还夹了手指，但都未屈服，第二天被送入马家洲集中营。
自第一批送入到 1941 年3月我们被送入时，集中营己关押了五六十人，大多数是知识分子。特务把我们分成四个班，甲班为高级知识分子组成（大学以上学历的），主要学哲学，这哲学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乙班由中等知识分子组成（初中以上学历的），他们学的三民主义等课；丙班是工农分子，只学三民主义；还有个女子班，她们学什么不清楚，还有一课是军训课。所有的人都在一起上课（除了关禁闭和单间的），集中营的同志互相见面就是在这军训课上。特务的军训教官是郭管理员（安徽人，叛徒，从九江来的），关单间的是不参加各班学习。
我们工农分子学三民主义只是做样子，集中营内的劳役杂务，都是派我们去干，譬如刷墙、搞饭、送饭、送水。三月我一进去，就在送来的饭中埋有纸条，上面写着：“敌人不知本人身份前，拒不承认自己的身份；不能出卖组织和同志。”这时就有同志在活动了。与我共房的原有三人，他们是张馥、傅和生、曾守照同志，前二位是知识分子党员，后一位是工农分子的基层领导。张馥原是新四军派在国民党丰城独立团任指导员的党员，傅和生是派在丰城青年服务团任队长的党员，曾守照是吉安富田支书。将纸条埋入饭里送给我们的是龙凤山（苏区时的党员船工），我通过与其他营内的同志接上关系，并与几个仍在战斗的党员组成一个党支部，成员是：杨锡瑞、漆裕元、姚博、张馥、傅和生、曾守照、龙凤山和我，领导者是杨锡瑞(从南京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党员）。
我们支部依然对每一位押进来的同志，在饭中夹纸条给他。内容同给我一样，这主要是从精神上给予支持、稳定，不使沮丧。因关入这集中营，不比其他牢狱，这是“感化院”，是不能与外界联系，又告知是无尽期的，除非被 “感化”，这就很容易使意志薄弱者失望颓唐加上营内生活环境非常恶劣，原规定每天一斤米，被特务管理员一贪污，每人每天才八两米。吃的菜是无油盐的黄烂菜叶，有病也不能好好医治，他们这样又从生活上折磨我。
签于不让我们与外界联系，我们支部研究决定号召监狱里的同志统一行动，闹吃不饱，要写信回家寄钱来解决饥饿，大家都不去上军训课，不听其他课，甚至不去放风。特务到每个牢房去叫人，谁也不听，还啐骂他们贪污，特务查了几天也没查出谁为首，又怕事闹大，被迫接受我们与外界通信的要求，这是我们组织的第一次战斗。不过，我写的信先交给小特务，小特务通过了就交给施亚平、彭刚夫（真正的中统职业特务），再由他们决定发不发。
开始送饭送水的是曾守照和龙凤山，我关了一个多月，六月就出牢房干其他劳动，有时也会送茶饭。营里的联系就是通过我们干杂活的负责，支部的决定也是这样传给各监牢。
集中营的特务大部分是由叛徒充当，他们执行的庄尚之、张钧白定的一套，除了对我们思想上的“感化” 和生活上的折磨外，他们还经常单独提人去谈话，进行 “攻心战术”是有些效果，严少清就是如此被攻过去的。那是1941年6、7月，严少清答应叛变后，即写了一份一万多字的反共声明，特务即向张长志汇报，马上这反共声明就上报，我们直到动员严少清叛变的罗训育员要大家学严的反党声明才知道他叛变了。这次训话后，我们支部立即偷空开会，研究严惩搞臭这家伙。杨锡瑞提出由他动手，塞屎给他吃，大家同意，我们就去探清他上厕所的时间。几天后，我们掌握了他上厕所的时间就告诉了杨锡瑞，杨到了这时就去上厕所解大便，用纸包住大便，待严少清刚解开裤带手提裤子欲蹲时，杨即将大便盖上严的嘴上脸上，杨一手按他的头，一手将大便盖过去，又恶狠狠地骂道：“你这个吃屎的家伙！”严少清两手松了裤子抓杨的手，一面嗷嗷直叫。我们看见即兴奋地转告其他同志，严少清哭丧着，在大家的嘲骂声中去告状，马上军事教官郭管理员带了一伙特务召集在大牢的人开会。由他提审杨锡瑞，他问杨为什么塞屎给严少清吃，杨锡瑞理直气壮地答道：“他是一个吃屎的人！”同时杨还啐骂了郭，郭马上对杨大打出手，木棍打断两根，还说谁要不服管教也一样，大家怒目相还，郭管理员看见亳无响应，即带着严少清灰溜溜地走了，严少清不久就调走，安排在沈阳县当职业特务了。
散会后，我和另几个人把杨锡瑞抬回房，他与漆裕元、姚博同房，鉴于他被打成重伤，我们支部决定，领导工作由张馥代替。惩罚严少清刚过去，罗训育员伙同严少清把丁迪叫去，又对他攻心，这家伙也经不住利欲的诱惑，叛变了，他的叛党声明也上报，但他还没有出牢房，目的是侦察我们的活动，当他的反党声明在我们学习课宣读后，我们又开会研究如何打击他。鉴于杨锡瑞的教训（杨还在卧床疗伤），我们决定从各方面排斥孤立他，含沙射影指桑骂槐地敲打他、威吓他，这样他越孤立、害怕，生怕我们会在他睡眠时捏死他，他急忙搬走了 （与他同房的有张馥等同志），他还有一任务就是在共房中鼓动人叛党，可是事与愿违，特务只好把他收回去，留在集中营当审讯员，成了中统特务。因他多少知道我们支部的一些情况，1942 年秋，张馥出狱后，我们又推举傅和生为支部领导，继续与特务叛徒作斗争。
在这年蒋介石生日，那天特务们为了庆贺，给集中营内的人加餐，每人加一碗面，吃了面后，即把我、杨锡瑞、傅和生、漆裕元、余杰、张馥、曾守照等九人抓去审问，说我们有活动，我们拒不承认，他也没有证据，说有人告状还有人在活动，只有你们更突出。我们还是不承认，就关了我们的禁闭，这主要是龙凤山思想动摇，想早日出狱，便供出有党的活动，但他未供出人员，推说不知道谁。几天后，还是查不出人证物证，只好把我们九人放出。龙凤山自首后，就放回家了。这样，他送茶之事就多是我担任了。
这时曾守照被派去农场劳动，他送茶饭之劳就由吴天炳（高安农民党员、原省委电台保卫）顶替。恰好这时省委政治部主任唐大炮被抬进关在单间。我们又送了纸条去。吴天炳通过送茶饭，了解到他被捕是黄跃亮、颜福华叛变造成的;了解了赣西南地委、省委己被破坏。这时集中营已送进了近百人。
因施亚平办了个农场，需要劳力，就不管被抓的工农党员是不是领导者。只要不屈服又无钱作保都被送进来做劳工，而农场赚的钱就被施亚平、彭刚夫鲸吞了。有些送进的同志，也有的经过了官溪村特务训练班的审讯，打得重的被完全打坏。如万安神阳区总支书记刘正卓（木工）就被打得呕血，关进集中营时行动困难日见衰弱。特务怕他会死去，急急要地方出钱保人回去，他回家后不久就去世。这前后，正如陆陆续续的人被抓进一样，也有些人陆陆续续具保放走。因这时，叛徒丁迪伙同黄路平给每个关进集中营的同志都搞类似叛党的手续，甚至上了报纸，还有就是什么“切结”“保结”“死结”等，其目的是使党再不信任这批同志以达到分裂党，孤立被捕的党员。
抓进集中营的人，良莠不齐，有的从容就义，有的英勇越狱；有的在狱中坚持斗争，出狱后，保持进步，继续干革命；另外还有一些叛徒分子，破坏组织，迫害同志，变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叛变后充当特务给党的事业造成极大危害的，除上述各所提到的人名外，还有赣县的郑高琴，他调在吉安当基层领导。1940年被捕时，只承认了党员身份，后送进了马家洲集中营。1941年 11 月在里面被李昭贤利诱而叛变去当特务。12 月，他带一特务回赣县家乡，以该特务为该县委书记，把赖人凯（县委宣传部长）骗去拘捕，在他们威逼下叛变。他们三人来到赣州城，由赖人凯带去何斌那里，骗他说：这特务是新县委书记，要何斌带他们去谢长保（城内支书）那里开会，因他们不知谢的住地，何斌因与上级失去联系，不知其底细，又太单纯，警惕性低，竟也相信他们，即同他们去了谢长保家，郑高琴、赖人凯和那特务谢长保家，就把何斌、谢长保抓起来，但逼不出情况就敲了一笔钱走了。几天后，李昭贤来到赣县，何斌告诉他：郑高琴、赖人凯叛变当了特务，谁知他马上带郑高琴、赖人凯等特务把何斌抓起来送往马家洲集中营。接着他们又去乡村，他们首先骗出接黄华芬任的县委书记谭汤池，拘捕后送往马家洲集中营，之后，他们又以这特务为新县委书记行骗各区乡党组织，威逼他们办了自新手续，敲了他们的竹杠，就转往别县去行骗。
谭汤池同志于 1941 年 12月送进马家洲集中营十几天后，他与同牢的赖某某（忘了名字)一同翻墙逃走，后回革命队伍工作。
我在集中营里送饭干到1942年4月，因营内知识分子党员家有钱汇来，施亚平为了赚这些钱，就想买生猪生牛回来杀，搞熟再卖给他们吃。这时，曾山同志的妹妹曾广兰（吉安白沙党员）也关在营内，不过因她丈夫虽是共产党员(参加过红军，后牺牲），却又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加上她另一哥哥是赣县田粮管理处处长，所以她与国民党军政界中有关系，而成为特殊人物。她与我认识，为了使我们有人外出，她向施亚平推荐我会杀猪牛，这样我成了能外出上墟的屠宰手。因屠宰量多，就叫钟守照和姚世福(杨锡瑞的学生）与我做伴，同时我们被调去农场劳动了。
能让我上墟，我便去找罗孟文同志在这里建立的联络站——理发工人罗月仁（党员）开的理发店，我们接上关系后，我就委托他给我们发信，我将狱中同志的信秘密带出交给他，这就免受了特务对我们通信的检查。罗月仁将信亲自或分散给可靠的同志到县城投邮。这样，狱内的一些同志（主要是知识分子党员）就与外界有关系的人搭上联系，以后这些同志陆陆续续被外界保释，就是这样办好的。
我们虽然外出杀猪牛和去农场劳动，但晚上仍在原牢房住，营内情况通过同志的传递，仍然知道。我们支部根据营内生活太差、缺油少盐的情况，要我和钟守照带领姚世福，偷搞些猪牛油回营内，交给送饭的同志，由他们送饭时把油搅入饭内，分给同志吃，搞回的盐就加入开水中送给同志们喝，使同志少受些生活折磨。我们这样搞是经常的，只要一有机会，就干，这时营内送茶饭的主要是吴天炳和罗国璋。以后吴天炳也派去农场做工，就由罗言芬顶替，总之不管换谁，支部给他们的任务：给送入营内的同志送字条，分添猪油、盐之事都默默地干下去。
五月，廖承志、张文彬同志和涂振农被送入集中营，都各关单身间，廖承志的情况何斌、李驹良写了。张文彬同志在里面被折磨得生病，病后得不到好的治疗，竟然被拖死。涂振农在五六个月后，不知被谁攻心而叛变，放出在外当了中统特务。
因为我积极给营内的同志与外界联系，就不断有人被担保出狱，特别是一些大知识分子，如杨锡瑞同志。外界朋友、同志亲戚利用各种关系，担保了出狱，到后来所剩下的只是小知识分子和做苦工的工农分子，而有活动能力的知识分子党员又关在单间，无法组织斗争。这样，营内的斗争就熄下去了，只限于送纸条和改善难友生活。之后，被送进的人越来越少，放走的更多，营内的斗争更未保持下去，特别是廖承志同志被转走，张文彬同志被折磨致死，里面的人更少，几乎成了空牢狱，实农场。
到了 1944 年下半年，日本鬼子南侵，吉安、泰和受危时，马家洲集中营便搬进吉安富田，抗战胜利后又迁到南昌潮王洲，解放军渡江后，南昌市解放前，这个万恶的集中营方才解散。
（王中仁）
来源：中共泰和县委党史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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