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和
红色记忆
泰和是一片充满红色记忆的土地，有着深厚的革命历史和丰富的红色资源，曾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著名的原中央苏区县。在长达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泰和的革命先烈们革命理想高于天、革命信念坚如铁，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缔造社会主义新中国，谱写了一首首艰苦卓绝英勇无畏的泰和壮歌，镌刻出一部部可歌可泣、催人奋进的泰和篇章。
党史专题篇
“三亲”人员对马家洲集中营的回忆（之二）
——马家洲集中营经历记
我，刘显，1938 年上半年参加湘赣边区安福县委所领导的地下党组织时，曾化名刘大道，现年66 岁（1918年出生），江西省安福县江南公社上里大队油革塘村人。
1940年农历9月，我在十里保学教书时，国民党安福县政府的特种科员(中统特务）刘任文打电话给一区公所通知我到县去填一份教师登记表，以此为名将我关在安福监狱。1941年农历6、7月间，把我解往吉安监狱关了十天左右，便转解泰和县。首先在泰和县国民党调统室执行所住了一晚，第二天押往国民党保安处驻地俩塘村，在里面关了一个星期。由马家洲集中营（对外叫青年留训所）派了两名省警总队的警察将我押到集中营去，直到 1944 年农历7月底将我释放回家。我被捕是由于原莲花县委书记朱许生被捕后为敌效劳，充当特务，把我供出来的。嗣后将我送进安福监狱审讯我的也是他。我被捕时公开身份保学教员，实际那里我担任了地下党的青年干事。
马家洲集中营地点在离马家洲约五华里的松山村，共占用了四幢房子，其中一幢祠堂，三幢民房。这四幢房子平排并列，里面用竹篱围了一层，竹篱笆外面用砖和石头砌了一道围墙，内外两层，戒备森严。竹篱笆里面有看守人员巡视，围墙里面有警察守哨。祠堂是囚禁男人的地方，关着敌人认为问题不太重要或已搞清了的。祠堂隔壁第一道民房是关敌人的重要政治犯，如廖承志、漆裕元、张文彬、吴建业以及初进集中营敌人认为问题严重没有搞清的人，而这幢房子前面一幢是他们办公的地方。据关在集中营的人讲和 1943 年上半年开始安排我在里面弄饭，得知马家洲集中营平时关押的政治犯一百一、二十人左右，最多达到一百五、六十人。后来，抗日紧张、日寇接近泰和时也关了七、八十人。
从表面看，敌人在马家洲集中营有这些管理和看守人员：所长一人（因其外称为青年留训所)；训育员三、四人，负责主持审讯、找人谈话、办理案子；管理员四、五人，主要负责管理生活、点名、做操、查号子、参加审讯；服务员(即看守）十多人，其中有两个省警总队分来的女警察专管女号子是穿警察服，其余男看守都着便服。此外，还有会计、出纳、办伙食的事务员等三人。
据我所知，马家洲集中营所关押的人，一是被敌人所破获的共产党员；二是不满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进步人士，多半是青年知识分子；三是国民党反动统治当局认为的危险分子。除此以外，还关过一个日本人（究竟是什么身份，我不清楚）。如我党的领导干部有廖承志、漆裕元、唐敬屹、李句良、姚博等，民革成员黄贤度。
敌人对关押的人员采取了许多迫害手段，进了集中营，首先由训育员找谈话，诱骗你讲出自己是不是共产党员，担任了什么职务、组织和人员情况等，如果不讲，便施以刑罚逼供，诸如：踩扛子、灌辣椒水、冷天绑起扒掉衣服泼冷水、打地雷公、坐飞机（双手双脚反绑悬起来吊打）、坐老虎凳、绑在电话线上摇电话机触电等。不讲，过几天就用一次刑，步步升级，越搞越厉害。各种刑法用尽后仍然不讲的重大政治犯，则整天脚镣手铐关在房子里，等待反动当局特务头目下令后处死。在我没有进集中营以前，特务就杀了两个革命同志，姓名不清，是我被关在集中营以后漆裕元对我讲的。他说，一天夜里把两个被捕的同志叫出号子，后来听到枪声，第二天这两个同志再也没有见过了。另外还有吴建业同志被杀害，我是知道的，大约在 1942年上半年，吴的爱人范季华、妹妹吴文华先后被抓进集中营，不久的一天夜晚，吴建业被叫出号子，只听到不大的两枪响，以后就没有见过吴了。听漆裕元他们说，吴建业同志已被集中营的特务秘密处死了。我是1944年农历7月间出狱的，那时张文彬同志仍然关在马家洲集中营，他是敌人所谓的严重政治犯，单独关在一间房间里，戴着手镣脚铐，什么刑罚都受过了，他经常绝食，以示对敌人的抗议。1945年间，我才听说张已死在集中营，是折磨致死或是枪杀，那我就不清楚。
被关在集中营的人每人每天只有八、九两（十六两制）米吃，都是霉烂变质的糙米，菜多是萝卜、青菜、豆腐、豆芽等一些卖不完的下脚菜，菜少汤多，又没有什么油。关在里面不见太阳，身体都被拖得瘦弱不堪。许多人经常患病，得肺病的多，反动政府规定“犯人”的经费开支，多被集中营的大小特务、管理人员贪污了，所以伙食搞得非常坏。
在集中营，每天早晨会上操，所谓严重政治犯一天关到晚不让出来。每个星期一要做纪念周，听所长和训育员的讲话，对我们作反动宣传。不外是说三民主义怎么好，共产主义不合中国国情，美帝怎么强大，八路军在延安怎么坏等等。平日上午、下午组织被关人员学习，内容有《三民主义》、《总理遗教》、《中国之命运》以及托派、特务叶青所写的咒骂共产党的反动文章。有阅读能力的组织自学，文化低的听训育员等人讲课，里面还办了墙报，是种不定期的刊物，由关在大祠堂里的一般政治犯或问题供得好的人写稿，都是些适应特务需要的所谓拥护三民主义、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为主要内容的学习心得文章，许多人都迫不得已写了这些应付文章。但是，他们所谓的严重政治犯是不会叫写，同时也是叫不到的。除了每星期会组织两次学习讨论外，逢国民党的什么节日也会组织一些所谓的座谈讨论，目的是强迫大家改变观点，接受反动思想的灌输，从而瓦解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革命斗志，就是集中营里借给大家阅读的大量反动书刊，也都是围绕这个目的。经过关押一段时间，集中营的所长、训育人员认为学习成绩好，表现不错的 （他们需要材料都到手了的）可以保释出狱，具保的需要两个国民党员担保。
敌人为了破坏国统区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使尽各种阴险手段，硬的不行，来软的，直路不通，走弯路。比如：利用叛徒充当训育员，以其了解共产党较多的情况，主持审讯，搞攻心战，进行反动说教，实行政治诱骗，原中正大学一名地下党员王重实，抓来集中营以后叛变了，释放后马上留在里面当训育员，还有郭萌辉也是这样，这就叫用“共产党〞打共产党。另一种办法是，把特务装成政治犯，混在被捕者当中，诱骗被关在里面的难友吐出真情，收集材料，向集中营的特务头子告密。当时被关在里面的一个大学生杨锡瑞，曾被混在难友当中的一名特务所告密。
绝食抗争
尽管敌人使尽各种办法迫害关在集中营的政治犯，但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在极其艰苦恶劣的环境下，与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集中营虽然我不清楚，同志在表面上也看不出有无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存在，但是除去少数坏蛋外，大多数的难友默不作声地在狱中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和敌人进行斗争。在我关进集中营以后，曾听姚博等人对我讲过，我没关进去以前，为了反对敌人贪污伙食费、改善被关人的生活，当特务头子冯琦来视察集中营时，都有向他揭露所里贪污的事实，当面责问，要他改善伙食。许多事情我们明搞不赢，就暗地和他斗。关在里面的难友傅和琛，南昌市汉人，当时患了严重的肺结核，经常吐血，一方面我们向所里提出强烈要求，由大家担保要让他到泰和县城去医治，一方面在其他难友当中凑些钱，给他做医药费，敌人为了掩盖他们见不得人的罪恶，终于允许了。廖承志同志是1942 年被抓进马家洲集中营的，关在重禁闭室左边上面的一间房子里。平时是不会让他出来放风的，与关重禁闭室的张文彬从来见不到面。廖是我党的高级干部，敌人慑于他家庭的重要社会地位，表面上不敢对他怎么样，甚至故意搞些特殊待遇。如让他与张文彬、涂振农 （后在集中营叛变了）吃与集中营职员的同等伙食，在房间里让他看书，允许他画画，唱外语歌也不阻止他。可是廖根本不把所里的大小特务放在眼里，在集中营时，听漆裕元对我讲过：一次冯琦和国民党部一个什么要员来集中营找廖谈话，说什么只要你今后不活动，不要办什么手续就可以释放，廖拒不出狱，立即对他们说：“我有我的自由，我有我的信仰。”廖在狱中对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很爱护、很崇敬，对叛徒非常憎恨。张文彬在狱中受尽各种刑罚，毫不屈服，廖经常要我转送一些菜给张吃，当张绝食时，廖要我口头或通过纸条劝他要吃饭保重身体好作斗争。当叛徒涂振农从所里送来一些东西给廖吃，我问他谁送去的，廖即愤怒地说：“是涂振农这个王八蛋的。”集中营的看守姚宝山，比较开明，同情共产党，他辞职不干回家时，狱中部分难友自愿凑了一些钱，送给他作旅费，暗中有的共产党员告诉他到重庆去找何香凝，以营救廖承志。又如张文彬在狱中被敌人折磨得最厉害，仍然坚强不屈，关心难友，鼓励其他同志坚持斗争。1943 年下半年，张得知我母亲去世了思想痛苦，便用纸条写了一首打油诗安慰我，鼓励我的革命斗志。江苏人杨锡瑞，我初进马家洲集中营时，他放在集中营所办的一个更生农场（靠集中营不远公路旁）劳动，搞农业技术工作，相隔一年以后，杨被调离农场关在重禁闭室那幢房子里，什么原因我不清楚。一次被打进难友的特务所告密，嗣后杨在大便时刚好碰上他，便用擦屁股的纸把屎蒙在那个特务的嘴巴上，事情发生后，所里的看守把杨找去打了他们一顿屁股，回到重禁闭室，乘看守不在之时，杨对着窗口喊叫：“头可断血可流，屁股可以打，志气不可屈······”。
（刘显）
来源：中共泰和县委党史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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